如美国国会对总统的弹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选民（通过选举人）当初选择的一种挑战，如果国会过于频繁地行使弹劾权，就是对选民的不敬。

最后，知识——文化法学包含着明确的趋近世界法文化（更恰切地说，趋近西方法文化）的实际取向。对于中国法学研究总体而言，关于理念、方法与进路的讨论甚多，但对中国法治建设目标的规划却付之阙如，[37]中国宪法研究中也缺乏关于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提炼与设定，这实际上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重大缺失，也正因为存在着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空白，才使得中国宪法学界对于晚近思想文化学界所发生的关于儒家宪政主义的争论无力做出回应，也不能做出中国宪法学者应有的学术贡献。

[3]这里所用的中国的宪法学意指在中国由中国宪法学学人所展开的宪法研究活动及成果，在类型上包括中国宪法学、外国宪法学与比较宪法学。实际上已有学者对重庆模式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批评，如贺雪峰教授对地票制度或做法的评价，详尽内容可参见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310页。张千帆教授一般性地、一体化地讨论了由立法、执法与司法权力所构成的政府组织形式，在具体层次上也讨论了中国的相应机构，[7]这似乎在用多体之一支持着一体，可问题是，中国的政体或政府组织形式远非如此。[51]关于重庆模式的内容，可参见苏伟、杨帆、刘士文：《重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郑磊：《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简析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根本分歧》，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面对中国的利维坦时刻，用政治宪政主义之手来摘取司法宪政主义之果，这个宪政主义逻辑才是一个优良的政治与法律的逻辑，才是中华民族复兴之制度前提。尽管对中国宪法的政治性与生存性阐释可能由于缺少宪法规范的成分，导致政治的凸显与宪政规范意涵的塌陷，从而会招致学者的批评，[25]但对于中国宪政建设来说，从宪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释中国宪法坐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既能够明了中国宪法的时空定位，又能够为真实解释中国宪法文本提供基本的目的导向，所以，这种对中国宪法政治真实性的挖掘是中国宪法研究内容不可或缺的部分。可参见崇明：《托克维尔的焦虑》，载于《读书》2009年第9期。

晚近如支振峰博士所提出的内生性规则[53]、郑永流教授所提出的实践法律观[54]、林曦博士所提出的变通型正义观[55]以及笔者所提出的论证性正义[56]都属于从内在体认角度所做的初步探索。[16]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恰恰是这种情态的国别宪法学或留学国别主义。因而，高全喜教授才会认为，规范主义宪法学作为人类宪政文明的成果，其技术成就、对权利保护的积极效果以及在有限的历史时间里作为冒名立法者的改革进步功能，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而仅有知识之学恰恰说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单薄，因为宪法学更是思想之学，思想之学不能靠接引，而只能靠创造。

区分宪法学研究中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如果研究者仅仅处于知识之学的层次，就没有资格对相关问题尤其是本国问题提出或设计种类繁多的解决对策，而只有研究者上升到思想之学的层次，才有资格谋划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三，针对研究目的的极端实用主义，有必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努力进行体系化的思考。

[34]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对于中国法学研究总体而言，关于理念、方法与进路的讨论甚多，但对中国法治建设目标的规划却付之阙如，[37]中国宪法研究中也缺乏关于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提炼与设定，这实际上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重大缺失，也正因为存在着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空白，才使得中国宪法学界对于晚近思想文化学界所发生的关于儒家宪政主义的争论无力做出回应，也不能做出中国宪法学者应有的学术贡献。当然，这部分真实性研究是多种学科的交汇领域，那种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会受到挤压，但政治宪法学却大有可为，因为政治宪法学既关注政治（诸如制宪权）又关注宪法，这样，一方面能够为目前的中国政治研究贡献宪法维度，另一方面也能为常态的规范宪法学的研究贡献政治的视角，最终达到政治与宪法的融合。中国宪法学者有义务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这种真实首先是一种生活的、经验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存在论的真实。

这里所言的规范主义，指的是力图依据有效的、具有价值秩序或价值体系的规范系统去调控公共权力的立场、精神、方法或者理论，相当于传统的立宪主义，其核心精神蕴含了人类的一个梦想，即能够用规范约束公共权力。[54]详见郑永流：《实践法律观要义——以转型中的中国为出发点》，载于《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对体的区隔，首先体现在中外（尤其是中西）宪法研究主题的分离，分离的原因是现在的杂糅。外部观察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关注，观察对象往往是客体化的，对于客体化的对象，学者最为擅长的是运思，基本手段或方法就是诸如归纳、演绎等手法，但由于想这种主体性成分的不足甚或丢失，所获得的极有可能是知识的教条，而不是思想的果实。

相对于文本之体与中国宪法的政治法、法律的假定，其用包括政治宪法学方法与宪法解释学方法，如果解释的对象是中国宪法整个文本，就要坚持宪法解释学方法的优先性，如果要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局部解释，那么若解释对象是宪法序言与宪法总纲，就要坚持政治宪法学方法的优先性，若解释对象是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与国家机构，就要坚持宪法解释学方法与规范宪法学方法的优先性，同时辅之以政治宪法学方法。所谓中国宪法文本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中国宪法文本的规范性研究与中国宪法文本的实效性研究，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对前者展开简略解析。

规范宪法学的研究指向更多是在致力于规范分析方法独特内涵与作用的建构与阐释，正如规范宪法学的代表性学者林来梵教授所说，规范宪法学基本上仍是一种方法论，一种宪法学研究的立场，为此任何人均可以从这一立场出发展开对某个具体宪法问题的研究，甚至建构宪法学的整个理论体系，[32]笔者将这种研究指向称之为方法论偏好。当然，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设定是一个较为繁难的学术作业，可以从不同路径、依托不同的学术资源加以提炼与设计。

针对这三类研究之体，依托对中国宪法的三维假定及逻辑顺序，或可对中国宪法学研究之用做出如下选择与规划：相对于事实之体与中国宪法的政治法、社会规范的假定，其用包括政治学方法、政治哲学方法、政治宪法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法社会学方法，其间各种方法没有高下之分与优先之别，端赖学者的立场与偏好来加以取舍。其一，从中国宪法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出发，以宪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为学术理据，对中国宪法是什么做出回答。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还没有一部这样的学术作品，有的只是对各国别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的罗列。[2]主要文章包括：袁士杰：《从中西混同到中西分立——对中国宪法学教材的反思与展望》，载于《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无论是宪法解释学还是规范宪法学，都必须就这些问题做出明确回答，由此才能奠定关于中国宪法知识之学的基础，也只有在中国宪法知识学的基础上，中国宪法的思想之学才有可能形成。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上，离开了集体合作，离开了对搭便车行为的约束能力，农业耕作中就会不断地出现怕饿死的就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最后都会饿死的逻辑。

对中国宪法文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规范世界，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其前提是要对中国宪法的诸多特质给予准确揭示与解释，其主要内容包括[30]：其一，中国宪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中国宪法性质的内容至少应该包含中国宪法内含的价值、中国宪法文本的特质两个方面。但为教材编著者的开脱，却不能成为回避对中国宪法学教材存在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理由。

这样，对于宪法研究的方法当然可以独立地加以构思，使之不断地丰富，同时在方法论体系的构造中，也可以因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某个方法有所偏爱，比如宪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追求宪法研究与解释的普世化与科学化倾向，从而企图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阐释宪法问题。

如果说宪法学具有独立性，恰恰是因为宪法学的某些研究对象具有独立性，而不是因为宪法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性，进一步说，宪法学研究的独特不在于研究方法的独特，而是宪法学者通过恰当方法在体的层面上所贡献的知识与思想的独特与不可替代，反过来说，宪法学研究如果淡化甚至忽略了宪法研究知识与思想的贡献，而仅仅在方法上绞尽脑汁，是舍本逐末之举，是在玩弄雕虫小技。只有建构了中国宪法理论体系，才能在学理上认清中国宪法的基本特质，才能对中国宪法文本做出整全性的解释，以及明了中国宪法文本中不同部分所居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

[6]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所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从知识之学向思想之学的转型，就不仅仅是研究范式的改变，更是对实践的积极回应。尽管对中国宪法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发现了真实的中国政治运行机制与准则，也凸显了中国宪法中显形宪法与隐形宪法的矛盾，但也可能导致对于那种‘隐形宪法，究竟应该是从现行宪法之外的维度去直接确认它，还是从‘显形宪法的框架内部、从立宪主义的立场去捕捉它[27]的诘问。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

之所以要选择，是因为面前有多种方案或道路，需要择其一或加以综合。法系比较层面的比较可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展开，也可以在社会主义法系与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之间展开，当然也可在三者之间同时展开，这种比较较之于国别比较更为宏阔。

比较宪法学研究应该是在国别或特定区域宪法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寻找共性或厘清差异为基本目标，通过恰当的标准对两个以上政治实体的宪法理论、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所做的比较研究。[6]这种追求值得赞美，但目标能否实现却不必然。

[26]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知识——文化法学在丰满中国法学的学术羽毛的同时，却使法学与法治实践渐次远离。

达玛什卡以政府的组织结构为视角，将权力组织区分为科层式理想型与协作式理想型两种，这样就获得了科层型官僚制下的法律程序与协作型官僚制下的法律程序。前者是有关规范宪法学本体问题，后者是规范宪法学存在的宏观场域问题[54]（二）免的对象即免谁的问题，一般有任就有免，绝对不可免的是皇帝，皇帝的下台只能用非法的形式，如政变，起义，打倒，暴力推翻等。孙斯坦教授认为弹劾总统应限于总统大规模的滥用职权的行为，并且所滥用的权力显然就是作为总统所特有的权力。

被任免、被监督的机关是任免权、监督权的对象，是被任免权、监督权规范的人，但他们往往也是权力人。[15] [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0页。

[57]罢免权一般不适用于法官，即使法官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他们也极少在任内被罢免，且任期届满后通常可以连任。[8] 笔者认为议会的任免权应当被视为不同于立法权的另外一种权力，而不是立法权的一部分。

[5] 龚祥瑞著：《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18]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34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主席团提名，经各代表团酝酿协商后，再由主席团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